從「國際友誼日」探討台灣的宗教信仰自由與文化權

(記者 周文萱 台北報導)      

輔仁大學法律學院行政副院長兼學士後法律學系主任吳志光表示，太極門案件已經拖過18年，對人民來講，是個折磨，國家應該有責任塑造一個良好制度，阻止這種事情一再發生！
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鄧衍森表示，國家對不同的文化要加以保護，不能用自己想的，或這是我們過去不熟悉的方式而去否定它。

    聯合國於2011年訂定7月30日為「國際友誼日」（International Day of Friendship），指出人民、國家、文化和個人之間的友誼能夠激勵和平努力，實現文化多樣性。可見文化非常重要，透過民間文化交流，建立國與國之間良好的友誼關係，台灣才能不被國際社會邊緣化。長期以來太極門親善文化訪問團積極以文化交流建立國際友誼，2000年應邀參加雪梨奧運文化展演，時任台北巿長馬英九讚譽：「太極門讓台灣站出去，讓世界走進來！」

　　日前舉辦的呼應聯合國「國際友誼日」2015和平文化國際論壇中，多位學者均以太極門冤案為例，深入談到政府應落實兩公約之公政公約第18條的精神，對宗教團體、文化團體應給予最大程度制度性保障。輔仁大學法律學院行政副院長兼學士後法律學系主任吳志光表示，宗教信仰、宗教儀式，以及宗教的各種現象等等，本來就是一個國家文化相當重要的象徵，且於兩公約公民政治權力第18條也保障「人人有思想、信念及宗教之自由。」的規範。

　　司法院釋字第490及573號解釋均針對宗教信仰自由作出解釋，宗教信仰分為內在信仰的自由，及外在信仰的自由，而內在信仰的自由是不能被限制。第573號解釋更進一步指出，內在信仰與外在信仰的行為自由，有時候沒有辦法截然劃分。吳志光指出，大法官已指出，國家除非有極為正當的理由，否則不得恣意去限制，因為這牽涉到人民宗教信仰。

　　吳志光表示，在兩公約施行之前不管那一個執政黨都試圖想要提出「宗教團體法」，不管是行政院版或立法委員版，尚有很多問題未解。故「宗教團體法」至今台灣尚未完成立法，所以只能引用兩公約之公政公約第18條。

　　令吳志光感到擔心與質疑的是，掌握權力的人無視於兩公約之公政公約第18條、無視於大法官573號解釋，而自行規範甚麼樣的宗教才能合理化、制度化跟正常化。以太極門稅務冤案為例，本案於行政法院撤回國稅局處分，卻又發回財政部國税局另為適法處分後，就沒完沒了，為什麼呢？主要是行政機關於實務面不理會司法機關，或是稅務機關自我省察、自我更正、自我認錯等能力的迷失。尤其是「社會矚目」案子經常拖很久，沒辦法解決，為什麼？「曾經有位檢察官說，不是他要上訴，而是長官一定要他上訴，已經判兩次無罪了，還是要上訴。」吳志光表示，行政機關被法院撤回那麼多次了，怎麼還是就原來的事實認定處分？太極門稅務冤案已經有18年的歷史，刑事三審皆判無罪，很多民意代表及專家學者等，都覺得是稽徵機關濫權，照理講應該沒有「社會矚目」的顧慮或壓力，應該結束這個案子，而不是繼續提告。

　　吳志光有感而發表示，為解決稽徵機關濫權起訴人民，基本上應該從制度面改革，也就是說，行政訴訟在法院，如果是明確贈與，就不再撤回稽徵機關，使其另為適法處分，而是由行政法院做終結判決，以一次解決紛爭為佳。

　　吳志光指出，稽徵機關這種漸進式的查稅方式，對於稅務爭議的處理，實在擾民，稽徵機關對納稅人訴訟，已構成納稅人基本人權的傷害，而行政機關的效能，是否能凌駕於人民基本權，是值得思考的問題。他認為太極門這個案子已經拖過18年，對人民來講，是個折磨，國家應該有責任塑造一個良好制度，阻止這種事情一再發生！行政稽徵機關如果沒辦法做到，司法機關應該要做終結判決，而不再由行政機關歹戲拖棚，更何況問題根源在於，太極門不是一個普通的商業團體的商業行為，而是一個文化團體、宗教團體，在釋字第573號解釋精神下，國家應該要用最大的自我克制力，在法律規範上，盡量讓宗教行為自由，讓文化團體生活能夠受到國家法律的最少限制。「因為畢竟這是人民發自內心的，如果沒有內在信仰自由的基礎，哪來外在的行為？」吳志光認為稽徵機關一再地透過其他的國家法律恣意的濫權解釋，其實是不符合兩公約公民政治權力第18條的精神，且對宗教或文化團體制度性保障是很大的傷害。

　　據許玉秀大法官在釋字第573 號解釋中協同意見書特別提出之見解：「固然，財產關係屬於一般經濟生活之一部分，宗教團體與其他法人團體一般，亦需經營一般之經濟生活，唯並非因此宗教團體即應適用一般經濟生活所設計之一切法規範，如國家介入宗教組織之財產管理，斷無不涉及其內部運作之理，而難謂於宗教組織自主權無所侵犯。」表達了國家不可以干涉宗教團體的組織自主權。

　　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鄧衍森與會表示，我們在談文化的時候，會談到文化認同，主體性表示有一群人他們有共同的信念、共同的價值觀、共同的目的，他們在生活中表現出特別的行為，這時很可能要加以保護，不能用自己想的，或這是我們過去不熟悉的方式而去否定它。鄧衍森提醒，我們國家的法律往往因沒注意到文化的認同，而給予負面的評價、負面的討論。